被污名化的大明宝钞：一张纸币背后的百年权力]博弈,大明宝钞收藏价值

更新时间：2026-02-19 06:57 来源：牛马见闻

在行业转型的时候，所谓老牌领头人不彻底转变思想必然会被淘汰,转型是不是换个行业

高一女生带手机被停课1个月，学校处罚过当了吗？,高中生带手机被劝退

四川有句老话：要想公道，打个颠倒；意思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愿意去边防哨所吗

我们这边的大螃蟹可以吃死的，就是新鲜度差点，但不像河蟹，吃死的容易中毒

2024年美国政府职员的公共养老金领取人数1880万，而在职的是1450万,美国养老金计划401k

�直到今天�盐商海商�盐商海商凭�

——！从“(救命钱”到“废纸”，是谁毁掉了中国最早的国家信用货币？ 摘要：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，朱元璋一声令下，大明宝钞正式诞生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大一统帝国，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推行的不兑换纸币，堪称古代版“央行货币实验”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持续近一百五十年的实验，最终却被钉上“滥发”“贬值”“崩溃”的耻辱柱，成了后世嘲笑“古代纸币不靠谱”的反面教材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张薄薄的纸片，曾是明初救急的“救命钱”，背后牵扯着皇权、文官、盐商、百姓的无数算计与博弈。本文跳出“成功/失败”的简单评判，带你穿越回明朝，看看这张纸币如何从“人人追捧”落到“人人唾弃”，揭秘“税收弃钞用银”的背后，到底藏着多少利益黑手，而它的“污名化”，不过是后世人用上帝视角书写的片面叙事。重新读懂大明宝钞，不仅是为一段误读的历史正名，更能看清：无论古今，货币的本质从来都是人心与权力的较量。 关键词：大明宝钞；国家信用货币；金融主权；多主体博弈；税收定值权；白银货币化 引言：一张被“失败”标签绑架的纸币 如果穿越到洪武八年的南京街头，你大概率会看到一个新奇景象：商贩们手里捧着一张印着龙纹、写着“大明宝钞”的纸片，讨价还价、收付货款，忙得不亦乐乎——铜钱和白银，反倒成了配角。 元朝虽然也推行过纸币，但前期有白银作为发行准备金，且后期失控迅速崩溃。而大明宝钞，是第一次完全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、纯粹依赖国家信用、在大一统帝国范围内长期运行的纸币实验。 从洪武八年正式发行，到嘉靖年间彻底退出民间流通，再到明亡前夕沦为仅供祭祀、赏赐的“礼制符号”，其中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运行近一百五十年；作为礼制符号，则延续至明亡。要知道，许多现代国家的货币史，都没它作为法定货币的运行时间久。可就是这样一张贯穿明朝大半历史的纸币，在后世的叙事里，却只有一个形象：失败品。 翻开史书，关于大明宝钞的描述清一色都是“滥发无度，物价飞涨”“民不乐用，形同废纸”，仿佛朱元璋当年推出宝钞，就是一场愚蠢的掠夺，而这张纸币从诞生那天起，就注定走向崩溃。 但真相真的这么简单吗？ 试想一下，朱元璋能从一个放牛娃、游方和尚，一路逆袭成开国皇帝，身边聚拢着刘伯温、李善长这样的顶尖谋士，怎么可能仅凭一时脑热，就推出一套注定失败的货币制度？近一百五十年的流通历史，若真的只是“废纸一张”，又怎么能支撑起明初的国家重建、北伐征战、营建北京、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丰功伟绩？ 这里存在一个无法绕开的逻辑闭环：洪武、永乐两朝的历史功绩真实可考、无法抹杀，那么支撑这一切的金融设计，便不应被全盘否定。朱元璋从战乱废墟中重建大一统帝国，朱棣则将帝国推向鼎盛——五征漠北巩固边防、七下西洋拓展格局、修《永乐大典》传承文脉、建紫禁城彰显国威，这些功绩背后，离不开坚实的财政、经济与后勤支撑。军饷发放、工程营建、官员俸禄、皇室赏赐，每一项都需要巨额支付，而彼时铜料奇缺、白银匮乏。可以说，没有宝钞，便没有稳定的支付体系；没有稳定的支付体系，洪武、永乐两朝的诸多功绩，根本无从谈起。 因此，承认洪武、永乐两朝的历史地位，就必须正视大明宝钞的历史贡献。我们应分阶段看待宝钞的命运：其前一百年，是明初国家重建与国力提升的核心金融支柱；后五十年，才逐渐暴露制度缺陷，最终被市场代谢淘汰。前一阶段的历史价值，绝不会因后一阶段的衰落而被彻底消解。 更值得深思的是：当我们骂宝钞“失败”时，我们骂的，到底是这张纸币本身，还是我们用现代货币知识，对古人进行的“降维打击”？那些嘲笑明初君臣“不懂货币规律”的人，是否忘了——纸币本身就是中国人的首创，而所有的首创，都必然伴随着试错与摸索。 今天，我们就抛开“失败”的标签，回到大明的历史现场，从每一个参与者的视角，重新梳理这张纸币的兴衰史。你会发现，宝钞的命运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，而是皇权、文官、地方官、盐商、海商，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百姓，各自算着自己的小账，相互博弈、相互拉扯的结果。而这场博弈的最终结局，不仅改写了大明的货币格局，更埋下了王朝覆灭的隐患。 一、绝境求生：朱元璋为啥非要搞“纸币”？ 要读懂大明宝钞，首先要搞懂一个问题：明初的朱元璋，到底有多缺“钱”？ 公元1368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建立明朝。可这个新生的王朝，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——经过元末战乱，天下凋敝，人口锐减，田地荒芜，更要命的是，货币体系彻底崩溃了。当时的明朝，面临着三重无解的货币困境，堪称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 第一重困境：铜料奇缺，铜钱铸不出来。 在纸币出现之前，古代中国的主要货币是铜钱。可经过元末的战乱，各地的铜矿要么被破坏，要么被豪强占据，民间的铜器也大多在战乱中流失、损毁。朱元璋想大规模铸造铜钱，却连原料都凑不齐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下旨“令民输铜”，让百姓把家里的铜器交出来，可这无异于变相搜刮，不仅遭到百姓反抗，还收不上多少铜料。即便勉强铸出少量铜钱，也远远满足不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交易需求——京城的商贩尚且不够用，偏远地区的百姓，更是只能以物易物。 第二重困境：白银稀少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 有人会说，铜不够，用白银不行吗？答案是：不行。因为当时的中国，本身就不是产银大国，元朝时期依赖的海外白银进口，随着元朝灭亡而彻底中断。民间虽有少量白银，但大多被前朝权贵窖藏起来，或是跟着元顺帝逃到了北方草原。我们后来熟知的“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”，是近两百年后，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白银，通过大帆船贸易运往中国的事情——对于刚建立的明朝来说，白银就是“奢侈品”，根本指望不上。 第三重困境：别无选择，只能走纸币的老路。 铜不够，银没有，难道就让明朝一直处于“无钱可用”的状态吗？当然不行。对于朱元璋来说，货币不仅是交易工具，更是整合全国经济、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。没有货币，赋税征收不了，军需粮草调拨不了，商旅往来无法进行，新生的明朝政权，随时可能崩塌。 好在，纸币并不是朱元璋的首创。北宋的交子、南宋的会子、金朝的交钞、元朝的中统钞和至元钞，都是现成的先例。朱元璋和他的谋士们，亲眼见过纸币的便利——轻便易携，不用费力搬运，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印制，轻松填补货币缺口；但他们也亲历过元末滥发纸币的惨状——元顺帝后期，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疯狂印钞，导致纸币贬值如废纸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最终加速了元朝的灭亡。 一边是无钱可用的绝境，一边是前车之鉴的警示。朱元璋很清楚，发行纸币是一条“钢丝路”，走不好就会重蹈元朝覆辙，但不走，明朝就没有出路。所以，大明宝钞的诞生，从来不是朱元璋的“心血来潮”，而是当时条件下，最无奈、也最合理的次优选择——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。 为了避免重蹈元朝覆辙，朱元璋和他的谋士们，在宝钞的制度设计上，可谓费尽心机，处处透着“小心思”： 首先，牢牢抓住发行权，杜绝地方滥发。元朝后期，各地行省都有权印制纸币，导致印钞失控，最终引发通胀。朱元璋吸取教训，规定大明宝钞只能由中央统一印制、统一发行，设立“宝钞提举司”专门负责，严禁地方私印、伪造。钞面还特意印上“伪造者斩，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”的警示，初定赏银二十五两，后提升至二百五十两，加盖三重官印，威慑力拉满——在当时，伪造宝钞，和谋反的罪名差不多。 其次，建立旧钞兑换机制，让宝钞“有进有出”。元朝的纸币之所以快速崩溃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旧钞回收混乱，大量破损、模糊的旧钞充斥市场，导致纸币信誉受损。朱元璋的办法是，在全国各地设立“行用库”，专门负责兑换昏钞（破损的旧钞），规定每贯旧钞兑换新钞时，只需缴纳三十文工墨钱——相当于今天的“手续费”，既覆盖了印制成本，也让旧钞能够有序退出流通，保证市场上的宝钞“成色”。 再次，绑定税收，给宝钞“兜底”。一张没有实物担保的纸片，凭什么让百姓相信它有价值？朱元璋给出的答案是：官府认账。他规定，全国的税收、商税、盐课、鱼课等，都可以用宝钞缴纳。这就给宝钞找到了一个稳定的“用途”——不管民间认不认可，只要官府收税时认钞，百姓就必须持有宝钞，宝钞就有了最基本的价值支撑。 不得不说，这些设计，在当时来看，已经足够周全。朱元璋和他的臣僚们，不是不懂货币原理，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拼尽全力用制度设计，约束纸币的先天缺陷。他们知道，自己走在钢丝上，但他们没有退路。 而事实也证明，明初的宝钞，确实发挥了“救命钱”的作用。在洪武至永乐年间，宝钞迅速填补了货币真空，让赋税征收、军需调拨、商旅往来得以正常运转。史书中记载，洪武年间“商贾沿袭元旧用钞，多便与”，意思是，商人们习惯了用纸币交易，觉得比搬运铜钱方便多了——这说明，宝钞在民间流通初期，并不是“人人唾弃”，反而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。 除此之外，宝钞还支撑了明初的国家重建。明初，朱元璋要北伐残元、修筑城池、兴修水利，每一项都需要巨额投入。如果全靠实物征调，不仅效率低下，还容易滋生贪腐。而宝钞作为一种可集中调度的支付工具，让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大量资源，完成统一与恢复。可以说，没有大明宝钞，明初的国家重建，只会比我们想象中更艰难。 这张薄薄的纸片，是朱元璋用皇权创造的“信用奇迹”——在缺乏贵金属的困境下，他用国家权力，暂时替代了实物信用，让一张纸片，撑起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经济运转。这不是掠夺，而是当时条件下，最务实的解决方案。 二、各怀鬼胎：谁在偷偷“做空”大明宝钞？ 洪武、永乐年间的宝钞，虽然不算完美，但至少能够正常流通，发挥货币的作用。可为什么到了后来，宝钞会一步步贬值，最终沦为“废纸”？ 答案很简单：人心。 宝钞的诞生，是中央决策的结果，但它的命运，却掌握在每一个参与者手中。皇权、文官、地方官府、盐商、海商、普通百姓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算着“怎么才能让自己不吃亏”。这些看似无关的个体选择，叠加在一起，就像无数只“无形的手”，一步步掏空了宝钞的信用，最终把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。 我们先从最高统治者——皇权说起。 对于朱元璋以及后来的明朝皇帝来说，宝钞首先是“权力”的象征。朱元璋之所以要牢牢抓住宝钞的发行权，本质上是为了宣示：天子有权决定用什么做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宣德皇帝后来强制推行“户口食盐法”，要求百姓必须用宝钞购买食盐，背后也是同一个逻辑——用皇权强制百姓使用宝钞，维护宝钞的法定地位。 但问题在于，“权力”和“信用”之间，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。皇帝可以用权力规定“必须用钞”，但不能用权力规定“钞值多少钱”。当边防告急、皇宫修缮、赈灾救荒等刚性开支压来时，皇帝最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，就是——印钞。 毕竟，印钞不需要开采铜矿、不需要寻找白银，只要开动印钞机，就能快速获得大量“财富”。可皇帝们忘了，每一次增发宝钞，都是在稀释现有宝钞持有者的权益，都是在削弱宝钞的信用。今天印一倍的钞，明天宝钞的价值就可能缩水一半；明天再印一倍，百姓手里的宝钞，就可能变成“一张废纸”。 这不是哪一任皇帝“心坏”，而是在多重刚性需求面前，印钞机成了唯一能立刻调动的资源。朱元璋晚年，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已经开始悄悄增发宝钞；到了永乐年间，郑和下西洋、五征漠北，耗资巨大，宝钞增发更是肆无忌惮；宣德年间，财政亏空加剧，增发宝钞成了常态。皇权创造了宝钞，最终也透支了宝钞的信用——这是宝钞走向崩溃的第一个，也是最核心的原因。 接下来，是文官集团——一群“嘴上维护，私下算计”的聪明人。 以户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，是宝钞制度的制定者和管理者。在明初，他们确实是宝钞的维护者——制定钞法细则、管理宝钞发行、监督宝钞流通，努力让宝钞制度正常运转。但随着宝钞不断贬值，他们的态度，开始慢慢分化，变得“两面三刀”。 在中央层面，户部的官员需要维持钞法，因为宝钞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。可面对皇帝的增发需求，他们没有任何制约的能力——皇帝要印钞，户部只能照做，哪怕他们知道，这样做会加速宝钞的崩溃。他们能做的，只是在奏折里委婉劝谏，可大多时候，都石沉大海。 在执行层面，具体经办的官员，更是把钞法当成了“敛财工具”。比如，在旧钞兑换环节，官员们会故意挑拣新旧钞，拒收破损严重的旧钞，或者趁机收取高额的“工墨钱”；在税收折钞环节，他们会故意压低宝钞的兑换比例，让百姓用更多的宝钞，才能缴纳足额的赋税。这些小动作，看似不起眼，却一点点消耗着百姓对宝钞的信任——连官府的官员都在算计百姓，百姓又怎么可能再相信这张纸片？ 更重要的是，当文官们自己领到的俸禄，变成了不断贬值的宝钞时，他们也开始为自己打算。洪武年间，官员的俸禄折成宝钞，还有不错的购买力；可到了宣德以后，宝钞贬值严重，官员们领到的宝钞，甚至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。于是，他们开始私下用银、藏银，偷偷抛弃宝钞，加速了白银在官场内部的渗透。一边嘴上喊着“要维护钞法”，一边私下里囤积白银，文官集团的“双重标准”，进一步加剧了宝钞的信誉危机。 如果说文官集团是“暗中拆台”，那么地方官府，就是“明目张胆”地破坏钞法。 中央的钞法，到了地方，第一道关口就是地方官府。可对于地方官来说，中央的命令，从来都不是“必须执行”，而是“怎么执行对自己最有利”。 中央规定，税收可以收宝钞，但地方官府要把税收上缴给中央，而中央往往要求地方上缴实物或白银。这就意味着，地方官收宝钞，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——今天收的宝钞，明天上缴时，可能就贬值了一半，自己还要倒贴钱填补亏空。换成是你，你会愿意收宝钞吗？ 所以，地方官们的理性选择，就是——拒收宝钞，优先收实物、收白银。哪怕中央三令五申，要求他们必须收宝钞，他们也会想方设法“阳奉阴违”。 洪武二十四年，朱元璋曾下过一道榜谕，严厉禁止“各处商税衙门、河泊所官吏，每遇收办课程，勒要新钞，拒收昏钞”。这道榜谕，看似是在维护钞法，实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此之前，地方官府已经普遍拒收旧钞、勒要新钞，百姓拿着旧钞，哪怕是稍微破损一点的，都无法缴纳赋税、办理业务。朝廷不得不重申：只要宝钞上的字贯还能辨认，不管是破烂、油污、水迹，还是用纸修补过的，都必须收受——可这样的重申，恰恰说明，地方官府破坏钞法的行为，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。 百姓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：连官府自己都不愿意要的纸片，我为什么要留着？于是，百姓们开始疯狂脱手宝钞，换成实物或铜钱，宝钞的信誉，进一步崩塌。地方官府的“选择性执行”，成了宝钞信誉流失的“第一杀手”。 除了官府和文官，还有一群人，用自己的实力，一步步挤压着宝钞的生存空间——盐商和海商，明朝最富有的两个商人集团。 先说说盐商。在明代，盐业是垄断行业，盐商是最富有的群体，他们的命运，与明朝的货币变革，深度绑定。 明初，朝廷实行“开中法”：盐商需要在边关运粮、运物资，支援边防，然后才能换取“盐引”（相当于盐业经营许可证），再到盐场运盐，贩卖获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朝廷与盐商的结算方式，主要是宝钞。 可随着宝钞不断贬值，盐商们开始分化，分成了“边商”和“内商”：边商是在边关纳粮、运物资的商人，他们只能用宝钞结算，深受宝钞贬值之害——辛辛苦苦运粮到边关，换来的宝钞，没过多久就大幅缩水，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；内商是在运盐司直接缴纳白银、换取盐引的商人，他们用白银结算，不受宝钞贬值的影响，日子越来越富裕，势力也越来越强大。 白银越普及，内商就越强势；宝钞越贬值，边商就越吃亏。到了后来，“纲盐法”确立，内商集团从“临时招募的服役者”，变成了“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垄断者”，与朝廷深度绑定——朝廷需要他们预缴白银作为盐税，填补财政亏空；他们需要朝廷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，赚取巨额利润。盐商的分化，不仅重塑了明朝的盐业格局，更加速了白银的普及，让宝钞进一步被边缘化。 如果说盐商是“内部挤压”，那么海商，就是“外部冲击”——他们用“脚投票”，直接绕开了明朝的法定货币体系，为白银的普及，打开了大门。 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，是明代最早大规模使用白银的群体。原因很简单：他们主要和日本人、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做生意，而这些海外商人，只认白银，不认宝钞。 为了做生意，海商们只能想方设法获取白银——要么通过走私贸易，用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换取海外的白银；要么在民间收购白银，再用来与海外商人交易。这些走私进来的白银，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南沿海的市镇，再通过内贸网络，扩散到全国，为白银在民间的流通，提供了充足的“源头活水”。 更让朝廷头疼的是，海商们的走私行为，根本无法禁绝。宣德年间，朝廷三令五申，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，禁止海外白银流入，但东南沿海的走私船，照样载着白银进进出出。朝廷的海防力量，不足以控制漫长的海岸线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白银不断流入，宝钞的地位，不断被挤压。海商们的“用脚投票”，成了白银取代宝钞的“加速器”。 最后，也是最可怜的一群人——普通百姓，他们是宝钞贬值的“最终承受者”。 在这场货币博弈中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议价能力，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官府收购物资时，给他们发贬值的宝钞；军队发军饷时，给士兵发宝钞；皇帝赏赐官员、百姓时，也发宝钞。可当他们拿着这些宝钞，去缴纳赋税、购买食盐、换取物资时，却常常被官府、商人拒收，或者被压低兑换比例。 举个例子：一个农民，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，收获的粮食被官府征收，官府给了他一贯宝钞。可当他拿着这贯宝钞，去集市上买粮食时，商人却告诉他，一贯宝钞，只能买半斗粮食——而在宝钞刚发行时，一贯宝钞，能买一石粮食（相当于十斗）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宝钞的价值，就缩水了二十倍。 百姓们的理性选择，就是尽快把手里的宝钞花出去，换成粮食、布匹、铜钱等实物，或者藏一点白银，避免自己的财富继续缩水。每个人都想尽快脱手宝钞，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宝钞，市场上的宝钞，越来越多，价值越来越低，最终，彻底沦为“废纸”。 把这些人的行为放在一起，我们就能看清宝钞命运的演化轨迹：皇权为了填补财政亏空，不断增发宝钞，透支信用；文官集团嘴上维护钞法，私下里囤积白银，暗中拆台；地方官府阳奉阴违，拒收宝钞，破坏钞法执行；盐商、海商拥抱白银，挤压宝钞的生存空间；普通百姓被动承受贬值，疯狂脱手宝钞。 没有谁是“坏人”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“最理性”的选择，可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，却酿成了一场“集体悲剧”——一张曾经支撑起大明经济的纸币，最终被所有人抛弃。 这种“被抛弃”的状态，到了成化年间愈发凸显，宝钞在民间的价值，已经跌到令人唏嘘的地步。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写道：“宝钞，今惟官府行之，然一贯仅直银三厘，钱二文。民间得之，置之无用。”一贯宝钞，只值三厘白银，相当于面值的千分之三。百姓拿到宝钞，甚至懒得使用，直接“置之无用”——扔在一边，懒得管了。这才是宝钞沦为“废纸”最直观的写照。 三、致命转折：税收弃钞用银，大明主动放弃货币主权 宝钞的贬值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就像一个病人，慢慢走向死亡。但真正让它“断气”的，是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的一场改革——“金花银”改革。这场看似普通的漕运调整，实则是大明货币史上的致命转折，标志着朝廷在税收这个最核心的环节，正式放弃了宝钞，接受了白银，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主权。 宝钞贬值是事实，但贬值不等于必须放弃。任何信用货币都会经历币值波动，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维护信用。正统元年的致命之处，不在于接受了白银（这已是既成事实），而在于在税收这个最核心的环节，公开承认白银的合法地位，等于正式宣告：我不再维护自己的货币了。这才是“放弃”的真正含义。 要理解这场改革的致命性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：税收，是国家货币信用的“最后防线”。 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，税收的本质，不是政府收钱，而是政府用“自己发行的货币”收钱。当政府规定“只有我发行的货币，可以用来缴纳赋税”时，它就在用自己的权力，给货币背书——无论民间用什么东西交易，只要交税时必须用我的货币，我的货币就永远不会变成废纸，这就是国家货币的“信用底线”。 明初，朱元璋之所以规定“税收可以纳钞”，就是为了给宝钞背书，让百姓相信，这张纸片有价值。可正统元年的“金花银”改革，却彻底打破了这条底线。 这场改革的表面内容，是调整漕运：江南地区的粮食，不再直接运到北京（漕运成本高、损耗大），而是折成白银，由地方官府征收后，运到北京，交给朝廷。看起来，这只是一场为了提高漕运效率、减少损耗的改革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但它释放的信号，却极其致命：国家承认，白银比我发行的宝钞，更值得信任。 这不是“多了一种缴税选择”，而是朝廷公开承认，自己发行的货币，已经不行了。从此以后，“什么是钱”，不再由朝廷单方面决定，而是由市场和国家的互动共同决定；朝廷不再是货币的“主权者”，只是货币的“使用者”之一。 就像一个皇帝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皇冠，告诉天下人：我不再是天下的主人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主人。这种“自我放弃”，比任何外部冲击，都更致命。 “金花银”改革后，白银正式成为明朝税收的主要货币，宝钞彻底被挤出了税收体系——百姓交税，只能用白银；官府收税，只认白银。没有了税收的背书，宝钞就成了一张真正的“废纸”，再也无法在民间流通。 事实上，税收折银的口子，并非正统元年才打开。早在洪武九年，顾炎武就敏锐地观察到：“洪武八年三月禁金银交易，立法若是之严也；九年四月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租税……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。”这意味着，从洪武九年允许“米麦折银”开始，白银就已经悄悄渗入明朝的税收体系。正统元年的“金花银”改革，并非凭空开创，不过是将这个潜藏已久的既成事实，正式合法化、制度化而已。 这场改革，看似解决了明初的货币困境，实则重塑了明朝的利益格局，造就了一批受益者，也造就了一批受害者。而这场利益再分配，最终，也为明朝的覆灭，埋下了隐患。 我们先看看，白银化的“赢家”是谁： 第一个赢家，是东南海商集团——最大的受益者。他们是最早、最坚决拥抱白银的人，也是白银的“供给方”。“金花银”改革后，朝廷也开始收白银，他们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，再也不用费心把白银换成宝钞，也不用担心宝钞贬值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掌握了明朝货币的“供给命脉”——海外白银的流入量，直接决定了明朝的白银供给。只要他们控制了走私渠道，就能影响明朝的货币市场，赚取巨额利润。 第二个赢家，是江南士绅与豪族。江南地区是明朝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也是白银最流通的地区。税收折银后，江南的士绅、豪族，不再需要长途运输粮食缴税，只需用本地出产的丝绸、棉布，换取白银，再用白银缴税即可。而且，白银轻便易携，便于窖藏，他们可以轻易地囤积白银，积累财富，势力也越来越强大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税收折银，就是一场“减负运动”。 第三个赢家，是盐商内商集团。白银成为盐业结算的主币后，内商的地位进一步提升，他们不再受宝钞贬值的影响，只需用白银，就能直接换取盐引，垄断盐业贸易。“纲盐法”确立后，内商集团从“临时招募的服役者”，变成了“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垄断者”，与朝廷深度绑定，赚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。 第四个赢家，是海外的白银供给方——西班牙和日本。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白银，日本人在石见银山开采白银，这些白银，大多通过走私贸易，流入中国，换取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明朝的白银化，相当于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，让他们能够用白银，换取源源不断的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间接掌握了明朝的货币命脉——当他们减少白银供给时，明朝就会陷入“银荒”，物价飞涨，财政混乱。 有赢家，就有输家。与赢家的风光相比，输家们的命运，就要悲惨得多： 第一个输家，是持有宝钞的普通百姓——最直接的受害者。官府发宝钞给他们，可当他们拿着宝钞去缴税时，官府却拒收，要求他们换成白银或实物。宝钞不断贬值，他们手里的财富，也不断缩水，甚至变得一无所有。更残酷的是，税收折银后，他们需要先把自己的粮食、布匹等实物，换成白银，再用白银缴税。而商人会趁机压低粮价、抬高银价，百姓们两头吃亏，生活越来越艰难。 第二个输家，是北方边镇的军民。“开中法”下，边商在边关运粮、运物资，换取盐引，支撑着北方边镇的防务。白银化后，盐引可以用白银直接购买，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，边镇的经济地位，一落千丈。边镇的军饷、物资供应，也受到了严重影响，士兵们常常领不到足额的军饷，生活困苦，战斗力大幅下降。到了明朝后期，北方边镇的防务空虚，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第三个输家，是云南铜矿集团。云南是明朝重要的铜矿产地，铜矿集团天然倾向于铜钱流通。可白银成为主币后，铜钱沦为了辅币，铸钱的成本高、运输难，在白银面前，没有任何竞争力。铜矿集团的利益，受到了严重损害，逐渐被边缘化，许多矿工失业，生活无以为继。 第四个输家，是漕运集团。漕运集团包括运军、船户、码头夫等，他们靠漕运吃饭，江南漕粮折银后，漕运的规模大幅缩减，他们失去了生计来源，要么失业流浪，要么沦为流民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 第五个输家，是湖广等粮食主产区的农民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，容易获得白银，税收折银是减负；但湖广等粮食主产区，商品经济落后，农民们很难获得白银，税收折银，对他们来说，就是一场“增负运动”。他们需要先把自己种的粮食卖掉，换取白银，再用白银缴税。商人会趁机压低粮价、抬高银价，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一年地，不仅赚不到钱，还可能欠下一屁股债。 而最大的输家，是明朝中央财政。 表面上看，朝廷收上了白银，财政状况有所好转，不用再担心宝钞贬值的问题。但实际上，朝廷付出的代价，是放弃了货币发行权、货币定价权，以及应对危机的手段。从此以后，明朝的货币供给，取决于日本的银矿产量和西班牙的大帆船贸易；明朝的货币定价，取决于国际银价的波动；明朝的货币政策，形同虚设。 当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时，明朝的经济就会繁荣，财政就会充足；可当海外白银供给中断时，明朝就会陷入“银荒”，物价飞涨，财政亏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到了17世纪前期，西班牙因欧洲战争财政破产，减少了白银出口；日本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，也限制了白银外流。明朝陷入了严重的银荒，财政彻底崩溃，最终，走向了灭亡。 最讽刺的是，做出“税收弃钞用银”这个决定的，是明朝朝廷自己。当时的朝廷，只看到了税收折银带来的短期便利，却没有看到，这个决定，相当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主权，把王朝的命运，交给了远在海外的商人与矿工。当时看起来最合理的短期选择，最终，累积成了灾难性的长期后果。 四、张居正改革：给宝钞“判死刑”，把大明推向深渊 正统元年的“金花银”改革，是宝钞“死亡”的开始，也是明朝货币政策失败的起点。但真正给宝钞“判死刑”，彻底终结明朝货币主权的，是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张居正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。 提到张居正，很多人都会想到“万历中兴”——他推行的一条鞭法，整顿吏治、改革赋税，让明朝的财政状况大幅好转，“太仓粟可支十年，太仆寺积金至400余万”，为万历前期的稳定，奠定了基础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条看似“功在千秋”的改革，在货币史上，却是一场“灾难”——它把白银从“事实上的主币”，正式确立为“法定的唯一结算标准”，让宝钞彻底沦为礼制符号，再无翻身之地，也让明朝彻底陷入了“白银依赖”的陷阱。 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，很简单：将田赋、徭役及各种杂税，合并为一条，统一折成白银，由百姓缴纳。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，就是“役被完全取消；里甲体系，不管在形式上，还是实质上，都不再存在；任何残留的人头税，都将并入田赋之中。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、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。” 从赋税改革的角度来看，一条鞭法确实是进步的——它简化了赋税征收流程，减少了官员贪腐的空间，提高了征收效率，短期内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。但从货币制度史的角度来看，一条鞭法，却是明朝货币政策失败的“制度性确认”。 在一条鞭法推行之前，白银虽然已经广泛流通，成为事实上的主币，但在法理上，它仍然是“诸币之一”——税收可以折银，也可以折钞、折钱、折实物；民间交易，也可以用宝钞、铜钱、白银。但一条鞭法推行之后，白银成为了唯一的法定结算标准，无论是赋税、徭役，还是官府的往来结算、商人的交易，都必须用白银。 这意味着，明朝朝廷，正式放弃了用自己发行的货币征税的权力，彻底抛弃了宝钞，把货币的“定义权”，完全交给了市场，以及背后的海外白银供给方。从此以后，明朝的货币命运，完全被海外白银所左右，朝廷再也无法通过发行货币，调节经济、应对危机。 张居正的改革，看似实现了“万历中兴”，实则埋下了王朝覆灭的隐患。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：张居正改革“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。货币（这在今天叫‘金融’）打倒了封建等级——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，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，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”。 这句话，道破了一条鞭法的本质：它没有解决明朝的根本问题，只是把农民从“国家的控制”，转移到了“商人与高利贷者的控制”，把明朝的经济，从“宝钞依赖”，变成了“白银依赖”。而这种依赖，最终，让明朝走向了毁灭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，已经有士大夫，看到了“用银之弊”，提出了警觉。嘉靖年间，官员霍韬就曾上书朝廷，指出：“今之所谓钱法者，皆以银为主，钱为辅，而钞则废不用矣。夫以银为币，其害有三：边镇之饷，取给于银，银不足则边用缺，一害也；小民之赋，折银而纳，银不足则赋税逋，二害也；商贾之货，以银为准，银不足则百货不通，三害也。” 霍韬的话，几乎是后来明朝银荒的“预言”——边饷不足、赋税拖欠、百货不通，这些问题，在明朝后期，都一一出现了。可遗憾的是，霍韬们的警觉，终究敌不过大势。白银化已经成为既成事实，朝廷能做的，只是“被动适应”，而不是“主动改变”。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，宝钞彻底退出了民间流通舞台，不再承担任何货币职能，仅能作为祭祀、赏赐的礼制符号，存留在明朝的宫廷之中，直至王朝覆灭。这张曾经支撑起大明经济的纸币，最终，以一种近乎沉寂的方式，结束了自己近一百五十年的生命。 五、重新评估：大明宝钞，真的是“失败品”吗？ 几百年来，大明宝钞一直被贴上“失败”的标签，成为后世嘲笑“古代纸币不靠谱”的反面教材。可当我们跳出“上帝视角”，回到明朝的历史现场，重新审视这张纸币，就会发现：它从来都不是一个“失败品”，而是一个“充满探索精神的试错者”。它在世界货币史中的地位，远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；它提出的问题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面对。 首先，我们要承认，大明宝钞，在世界货币史中，占据着独特的位置。 它是人类历史上，第一次由国家政权，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推行的不兑换纸币；它是第一次在大一统帝国规模上，进行的国家信用货币实验；它的存续时间，长达近一百五十年，比许多现代国家的货币史还要漫长。 在此之前，北宋的交子、南宋的会子、金朝的交钞、元朝的中统钞，虽然也是纸币，但规模有限、时间短暂，大多只在局部地区流通，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设计。而大明宝钞，是第一次系统地、大规模地、长时间地尝试回答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实物担保，人们愿不愿意相信一张纸？ 这个问题，现代人仍在回答。我们今天使用的人民币、美元、欧元，本质上，都是“没有实物担保的纸币”，我们之所以相信它们有价值，是因为国家信用的背书，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政府会履行自己的承诺，不会滥发货币。而大明宝钞，就是人类在探索“信用货币”这条路上，迈出的重要一步——它虽然有缺陷，虽然最终失败了，但它为后世所有的纸币实验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。 其次，大明宝钞提出的问题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面对。 第一个问题：国家信用，从哪里来？宝钞的信用，最初来自朱元璋的皇权，来自朝廷的税收背书。可后来，皇权透支了信用，朝廷放弃了税收背书，宝钞就变成了“废纸”。这个问题，今天依然存在：一个国家的货币信用，到底来自哪里？是经济实力？是法治保障？是央行的独立性？还是国际社会的认可？大明宝钞用自己的命运告诉我们：国家信用，从来不是靠权力强制赋予的，而是靠政府的承诺，靠制度的约束，靠长期的坚守。 第二个问题：如何让货币发行者，自我约束？宝钞贬值的直接原因，是朝廷为了填补财政亏空，滥发货币。这个诱惑，任何时代的政府，都难以抵抗。现代国家，通过设立独立央行、制定货币政策、建立监督机制，来约束政府的印钞行为。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许多国家推行“量化宽松”政策，本质上，就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财政赤字货币化”——和明朝朝廷滥发宝钞，没有本质区别。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更复杂的方式，在做同样的事。大明宝钞的教训，提醒我们：无论制度多完善，如何约束货币发行者的权力，如何避免滥发货币，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。 第三个问题：市场和政府，谁来决定用什么钱？宝钞被白银取代，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。可这个选择，一定是正确的吗？白银成为主币后，明朝陷入了“白银依赖”的陷阱，当海外白银供给中断时，明朝就陷入了银荒，财政崩溃，最终灭亡。这告诉我们：市场的选择，也有它的代价；政府在货币制度中，不能完全“放任自流”，必须发挥引导、调控的作用，守住货币主权的底线。 第四个问题：货币选择权，应该掌握在谁手里？明朝把货币选择权，交给了市场，交给了海外的白银供给方，最终，把自己的命运，交给了别人。这个教训，对于任何国家，都具有警示意义。货币主权，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失去了货币主权，就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权，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，最终，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 那么，为什么大明宝钞，会被后世污名化？这背后，有几重深层次的原因： 第一，后见之明的陷阱。我们知道，宝钞最后被白银取代了，明朝最终灭亡了，所以，我们看宝钞的每一步，都像是“走向失败”的铺垫。可站在明朝人的角度，他们不知道结局。洪武年间的百姓，不会觉得“宝钞迟早要完”，他们只会觉得，有了新钱，交易更方便了；永乐年间的官员，不会觉得“滥发宝钞会导致王朝灭亡”，他们只会觉得，这是解决财政亏空的“权宜之计”。我们用今天的结果，去评判古人的选择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 第二，现代理论的傲慢。现代人，掌握着完善的货币理论，知道“基础货币”“货币乘数”“通胀税”这些概念，所以，我们嘲笑明初的君臣“不懂货币规律”“愚蠢无知”。可我们忘了，明初的君臣，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况下，摸索着推行纸币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“通胀”，不知道什么是“货币信用”，他们只知道，国家需要钱，就印钱；印多了，钱就不值钱。用现代理论，苛责古人，就像用微积分，嘲笑只会加减法的人，既不公平，也不理性。 第三，成功叙事的遮蔽。白银化，被后世塑造成“顺应市场”“进步必然”的叙事，而宝钞，作为白银化的“对立面”，自然就被贴上了“落后”“失败”的标签。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，白银化的背后，是利益的再分配，是有话语权的群体，对没有话语权群体的掠夺。那些在白银化中受益的人，不会告诉你，他们是怎么赢的；那些受损的人，没有话语权，无法记录自己的苦难。历史叙事，被受益者的声音主导，宝钞的真实面貌，也就被掩盖了。 第四，简化叙事的需要。复杂的历史，难以讲述，简单的标签，更容易传播。“宝钞崩溃”四个字，比近一百五十年的货币博弈、利益拉扯，好记得多；“朱元璋滥发宝钞”，比“明初货币困境与制度探索”，更有话题性。所以，后世的史书，选择用简单的标签，概括宝钞的命运，却牺牲了历史的真实。 重新理解大明宝钞，我们还要重新定义“历史教训”。 我们常说，要“吸取历史教训”。可大明宝钞的“教训”，可能不是“明初的君臣，做错了什么”，而是“有些问题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根本无解”。 明初的君臣，无法预知近两百年后，海外白银会大规模流入中国；他们无法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机构，约束皇权的印钞行为；他们无法收集实时的经济数据，指导货币决策；他们无法让地方官府，完全服从中央的钞法政令；他们无法制约皇权的财政需求，阻止宝钞滥发。 这些，不是他们的“错误”，而是时代的局限。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，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已经拼尽全力，用制度设计，弥补货币的先天缺陷。后来者，站在几百年后，享受着无数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演进，才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，才知道“当时应该怎么做”。 所以，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，不是“嘲笑古人的愚蠢”，而是“保持谦卑”——我们今天以为正确的做法，几百年后的人，会不会也像我们嘲笑明朝君臣一样，嘲笑我们？我们今天推行的货币制度，会不会也像大明宝钞一样，因为时代的局限，而留下遗憾？ 结语：把宝钞还给历史，把思考留给当下 大明宝钞，是一张纸币，又不仅仅是一张纸币。 它是朱元璋在绝境中，为大明找到的“救命钱”；是明初君臣，探索信用货币的“试错品”；是皇权、文官、盐商、百姓，相互博弈的“战利品”；是一段被误读、被污名化的“历史记忆”。 把它简单地贴上“失败”的标签，不仅遮蔽了它近一百五十年的运行实态，掩盖了它在世界货币史中的独特地位，更掩盖了“税收弃钞用银”的实质——这不是顺应市场的进步，而是明朝货币政策失败、金融主权沦丧的标志。 那些在白银化中受益的人，用“进步”的叙事，掩盖了自己的利益掠夺；那些受损的人，没有话语权，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。而我们，作为后来者，不应该被这种片面的叙事所误导，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，看到宝钞背后的人心与权力，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。 重新理解大明宝钞，不是为了给一段误读的历史“翻案”，而是把它放回它自己的时代，让它成为它本来的样子——一个时代创造、使用、然后代谢掉的工具，一个充满探索精神、也充满遗憾的试错者。 这张薄薄的纸片，见证了大明的崛起与衰落，见证了人心的复杂与贪婪，见证了人类探索信用货币的艰难与执着。它提出的问题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面对；它留下的教训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吸取。 我们今天使用的人民币，和当年的大明宝钞，本质上，都是“国家信用货币”。我们之所以相信人民币有价值，是因为国家的实力，是因为政府的承诺，是因为完善的制度设计。而大明宝钞的命运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：货币的信用，来之不易，需要政府的坚守，需要制度的约束，需要每一个人的珍惜。 大明宝钞的遗产，不在于它提供了“正确”的答案，而在于它让“信用货币”这个问题，进入了人类的意识。从此以后，每一个发行纸币的政府，都要面对这样的追问：你的信用，从哪里来？你的承诺，凭什么可信？ 这个问题，到今天，还在被追问。 这，就是大明宝钞，真正的历史分量。 把它还给历史，就是把它还给人；把思考留给当下，就是为了不再用今天的傲慢，审判昨天的选择。 【附录】方法论自省：货币史研究的三个原则 在梳理大明宝钞兴衰史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步提炼出三条方法论原则。这既是对本次研究的自我审视，也希望能为后续的货币史研究提供些许参考，助力跳出片面叙事，更贴近历史本真。 一、货币非中性——每一次货币变革，都是利益格局的重塑 正统年间的“金花银”改革，表面是漕运流程的优化调整，实则是一场深刻的财富重新洗牌。这场变革中，东南海商、江南士绅、盐商内商成为最大受益者，而普通百姓、北方边镇军民及明朝中央财政，则沦为直接受损者。后世所推崇的“顺应市场”叙事，往往掩盖了“谁在顺应、谁在被顺应”的核心真相。市场的选择从来不是中立无偏的，而是拥有话语权的群体，凭借自身实力与影响力，做出的利于自身利益的取舍。本质而言，货币变革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调整，而是权力与资本的博弈，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与重构。 二、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——所有选择，皆带着历史惯性前行 历史中的任何制度，都绝非某个人精心绘制的“蓝图”，而是无数主体在长期利益博弈中，逐步推演、磨合而成的结果。以盐商群体的演变为例，从明初的“招募之役”到晚明的“编甲之役”，这一转变并非出自任何人事先的设计，而是皇权对盐利的掌控诉求、盐商对利润的追逐、地方对各方利益的平衡，三方长期拉扯、相互妥协的必然产物。每一次制度调整，都无法彻底割裂过往的历史积淀，必然带着既定路径的惯性：明初宝钞的制度设计，摆脱不了元末纸币崩溃的历史阴影；正统年间的税收折银，离不开洪武以来白银悄悄渗透的历史铺垫；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，也无法脱离“金花银”改革后白银主导货币格局的既定现实。我们不应以“非此即彼”的绝对化视角，评判历史上的制度演化——任何选择都受限于过往的历史积累，都带着无法割裂的历史惯性。 三、多主体博弈——拒绝单一主角的叙事陷阱 传统货币史叙事常陷入“单一主角”的误区：或将制度兴衰归因于皇权的独断，或将货币更替归为市场的自发选择，却忽略了历史的本质是多方力量的相互拉扯。大明宝钞的兴衰史，正是一场多主体博弈的典型样本——皇权、文官集团、地方官府、盐商海商、普通百姓，没有任何一方是绝对的主导者，也没有任何一方能独自决定宝钞的命运。 皇权试图以权力掌控货币发行，却受制于财政刚需与地方执行的偏差；文官集团既是钞法的制定者，也是私下破坏者，既需维护中央权威，也需兼顾自身利益；地方官府夹在中央政令与地方实际之间，选择性执行钞法以规避自身风险；盐商海商凭借经济实力，以白银为筹码挤压宝钞空间，成为货币格局变革的隐性推动者；普通百姓则以最朴素的方式“用脚投票”，脱手宝钞、囤积实物，成为信用崩塌的最终见证者。 这些主体的利益诉求相互交织、相互冲突：皇权的增发诉求与百姓的财富安全诉求对立，文官的表面坚守与私下逐利矛盾，地方的实际利益与中央的全局规划脱节，商人的利益扩张与朝廷的主权维护碰撞。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“正义者”或“破坏者”，每个人都在既定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，而这场分散的、自发的博弈，最终汇聚成改变货币格局的合力，推动宝钞从流通主角沦为礼制符号，也推动白银逐步成为主导货币。 拒绝单一主角的叙事陷阱，本质上是拒绝用片面的视角解读历史。我们不应将宝钞的崩溃简单归咎于朱元璋的“滥发”，也不应将白银化视为“市场的必然”，而应看到每一个参与主体的选择与影响——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选择，相互博弈、相互塑造，才构成了大明货币史的复杂全貌，也让这段历史拥有了超越“成功与失败”的深层价值，为后续货币史研究提供了“多元视角”的重要启示。

编辑：Robert Child